编语

北京佑安医院在建院七十周年之际，开展“七秩芳华•佑安心声”征文活动，160篇征文，每一篇文章的笔下有奋斗历程，有医患温情，更有赤诚信仰。聆听全体佑安人的心声，重温过往荣光，凝聚前行力量，携手奔赴崭新征程。

在我想停下来的时候——再记吾师陈新月教授

二〇一一年毕业的时候，我曾写过一篇《关于吾师》。那时年轻，文字里有许多未加遮掩的热烈，也有初入医学门墙时的惶惑与感激。那一年，我以为自己写下的是一个学生对导师的回望，多半是仰望、崇拜。后来才知道，有些人并不会随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而被安放在回忆里；相反，她像月光，在你每个想停下的关口，时时照见你、护持你、提醒你。

十五年过去，回头看，时间像医院走廊尽头的光，明明日日都在，却又倏忽之间把人从青涩的学生，推到了主治医师、主任医师、研究生导师；从跟在老师身后查房、出诊、做课题的年轻人，慢慢成了带学生的人、守病房的人、在关键时刻需要站出来的人。我们也成了父母，成了家庭中被依靠的人；在柴米油盐、论文基金、病人安危、父母老去和孩子成长之间，渐渐懂得人生并不是单线的奔赴，而是许多责任彼此缠绕之后，仍要向前。

然而在这些变化之中，有一样东西似乎从未改变——我们仍然习惯在心里问一句：如果是陈老师，她会怎样看这个病人？怎样判断这个问题？怎样面对这件难事？这句话，像一种隐秘而坚固的传承。人到中年以后，才知道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，并不总发生在课堂、门诊和实验室里。更多时候，它发生在每一个你想停下来的时候，想松一口气的时候，想把课题往后拖的时候，想延期毕业的时候，想放弃晋升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像浮萍一样无根无基的时候，以及疫情来临、必须有人站出来的时候。

2011年毕业以后，我曾有一次去卡尔加里学习的机会。现在想来，那机会也许并非金光万丈，但至少是一扇开着的窗。可惜那时的我，刚从漫长的学生生活里爬出来，满心只觉得自己终于可以领工资、谈恋爱、过一点像样的日子了。读书十几年，连轴转多年，好不容易轮到我喘口气，我便喘得十分。我那时满心想的，不过是：让我歇一歇吧。

我果然歇了。并且歇得心安理得，歇得颇有几分理直气壮。当时以为，不过是少了一段经历。后来才知道，人年轻时放过自己的那些时刻，并不会真的一笔勾销。陈老师大约早看透了这一点，此后的许多年，她对我那些想躲、想懒、想“差不多就行”的念头，格外没有耐心。当然，她并不疾言厉色，可她的话像一枚薄薄的刀片，不见血，却能叫人心头一凛。

2014年，我怀孕了，正值博士期间，陈老师不止一次提醒我：“趁现在还不太难受，早点把课题往前做。”她说得很平静，像一个过来人把前面的路灯提前点亮。可我那时并不领情，觉得自己怀孕已大不易，上班已经很累，为什么还要逼着自己做课题？后来孩子出生，婴儿的哭声、夜奶、产后的疲惫、新家庭秩序的混乱、与公婆同住的磨合，还有博士毕业的期限，一件件叠在一起，几乎把人压得喘不过气。我好几次想延期，觉得自己大概撑不下去了。陈老师一次次鼓励我，一次次帮我修改文章，最后那近四个月，我几乎夜夜只睡三个小时，终于发了文章，顺利答辩。答辩结束后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再难的事情，坚持四个月也成功了，可见努力的重要。”的确，学问没有捷径，临床没有侥幸，所有看似水到渠成的结果，背后都是一寸一寸的积累，人心若有方向，眼前的困顿就不会把人吞没。

2017 年，我又怀孕了。那一年，正赶上我晋升副高。晋升二字，写在纸上很短，落到日子里却很长：材料、文章、课题、业绩，还有必须完成的轮转。急诊、感染科、ICU，如今说来不过三个科室名称，当时看去却像三道关口，且每一道关口前都站着一个挺着肚子的我。那时我很实诚地想：要不算了吧。

“算了吧”这三个字，听上去特别体贴人。它说：你已经够辛苦了，晚一年也没什么；孩子重要，身体重要，家庭也重要。陈老师还是劝我坚持。她知道我的怕，也知道现实中的难。她一边鼓励我，一边替我联系、协调相关科室。她的托举不是隔岸喊“加油”，而是实实在在替你把眼前的石头挪开一点，让你还能往前迈一步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我并不十分体面。怕是真的，想退也是真的。平日里谈起职业理想尚能口齿清楚，一到自己要去急诊、ICU轮转，理想便立刻瘦了一圈，母性和胆怯倒都胖了起来。那时我还不懂，体谅自己和放弃自己之间，原本只隔着一条很细的线。真正的老师，会在你快要越过去的时候，轻轻拉你一把。

真正让我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，是2017年底。那时我刚生产完回到科里，总觉得人到中年，不能再这样混下去，总该做点什么。谁知我刚把袖子挽起来，水势却先变了。陈老师因年龄原因从科主任岗位上退了下来，科室团队成员，包括我在内，被调往了其他科室。这事现在说起来，不过是“人员调整”四个字。可落在当时的我身上，却像脚下的地忽然松了一松。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慌。大约是一个人多年倚着一棵树乘凉，忽然发现树还在，树荫却挪了地方。年轻时偷过的懒、绕过的路、欠下的功课，也仿佛在那一刻一齐回来讨债。过去在师门团队里，总觉得自己纵然不成器，至少还有个去处；如今一被分开，才发现事业没有真正立起来，方向没有真正扎下去，自己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底气。

在那几年所谓的“低谷”里，我像风筝一样，飘来飞去，居然也没有丢掉方向，居然拿到了北京市属医院科研培育计划和院内人才孵育项目。缘于陈老师从未放弃我们，有好的课题申报机会，她督促写本子；有相关文章，她鼓励继续写；她还借着帮她带研究生的机会，把我们继续留在科研的轨道上。彼时只觉得日子难熬，事情琐碎，前途也未必明朗。后来才明白，所谓扎根，未必总是在鲜花掌声里完成的。很多根，恰恰是在看不见光的时候，悄悄往土里长。

再一次转折，是2019年底。新冠疫情来了。我们作为医院第一批报名进入新冠病房的人员，承担了从临床救治到检验配合等全方位任务。进入病区第三天，大家拍了一张照片，站在那里的，竟然都是陈老师的学生，也都是原来团队里的精兵强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很震动。原来团队并没有散。平日里大家被分到不同地方，像河流分成支脉；真正需要的时候，又自然汇到一处。此后的冬奥、残奥医疗保障，小汤山首批入驻临床团队，站到前面的，依然是这群人。

我们从自己就是年轻医生，到带着更年轻的团队，打了一个又一个硬仗。许多时候来不及想太多，只知道眼前有事，必须有人上；年轻医生看着我们，我们也不能退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师承并不是平日里坐在一起才算。真正的师承，是在关键时刻，你会自然用她教过你的方式去判断、去承担、去站到前面。一个老师真正留下的东西，有时不在论文和奖项里，而在一群学生被风吹散以后，仍能在风暴来临时，认得彼此，也认得自己该站的位置。

2021年，北京首次新冠疫情告一段落，我们终于重建了科室。曾经分散到各处的团队成员，又重新坐到了一张桌前。大家陆续晋升为主任医师、教授和研究生导师，也开始带自己的学生。看着自己的学生拖延、犹豫、害怕或找出种种理由想退一步时，才真正懂得陈老师当年的用心。“水到渠成”，年轻时我很喜欢这四个字，觉得它有一种天然的轻松，好像水自己会来，渠自己会成，人在旁边等着便好。后来才知道，水当然要到，渠却要自己一寸一寸去挖。困难本来就在那里，夸大无用，抱怨也无用，最后还得弯下腰去做。

十五年前，我在文章最后写：“我们欠您一笔债，我们竭力偿还——但从未还清。”如今再写，仍觉这句话没有过时。陈老师曾写过一篇小传，题为《心有欢喜做导师》。过去读这几个字，只觉得温暖；如今自己带了学生，才知道这欢喜并不轻巧。所谓师承，大约也不只是学问从一人传到另一人手里，更是许多年后，你终于在别人身上，看见了当年老师看你的眼神。月光不言，却总在关口处照人前行。

作者简介

任姗，中共预备党员，博士，主任医师、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肝病中心一科主诊医师。长期从事传染病及肝病临床、科研和教学工作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、干扰素个体化治疗及疑难肝病精准诊疗，曾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。